随着史学观念不断进化和新研究资料大量涌现，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现当代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原有的革命史和政治史框架，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疾病史、医疗史和防疫史成为近30年来一大研究热点。
《中共党史研究》特约六位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进行笔谈，六篇文章均涉及当代中国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问题，同时论述主题、研究路径和核心观点各有千秋，充分展现了学术原创性和整体认知的多元化格局。我们不必赞同这组文章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但可以从它们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研究路径、论述体系和论述内容中获得某种启迪。
本文首发于《中共党史研究》年第1期，原题为《医学工作为人民：一九五八年中国大规模筛查宫颈癌项目》，作者蒋菲婷（TinaJohnson）系美国圣文森特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促进现代医学发展的巨大努力，是年至年“大跃进”运动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年，大量医生和研究者为了诊断和治疗癌症组织起来，对全国各地约1亿人进行了癌症调查。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超过万妇女接受了宫颈癌检查。宫颈癌所具有的显著特点——与其他癌症相比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没有手术痛苦的诊断程序，以及良好的早期治疗预后——使它成为最理想的筛查选项之一。这些先决条件符合“大跃进”期间中国共产党实施一项宏伟科学研究规划的意图。
年，中国妈妈和孩子
背景20世纪上半叶，宫颈癌是许多国家妇女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在中国，根据年全国范围的调查，宫颈癌是所有癌症中最常见的一种。这种“高患病率”似乎与当时大范围诊断筛查能够发现更多病例有关。无论如何，这项统计被用于支撑如下断言：宫颈癌是对妇女的一个显著威胁，有必要进行诊断筛查。像乳腺癌一样，宫颈癌在其生长阶段具有明显症状。正如洛伊（IlanaLowy）所述：“对癌症导致的乳房急剧病变，或者子宫癌晚期的大量失血和大量阴道分泌物，很难视而不见。”等到胸部的癌性肿瘤症状明显时，治疗办法不多且结果不容乐观。在细针抽吸活检和核磁共振成像成为诊断手段之前的数十年间，早期乳腺癌缺乏有效的诊断方法。而宫颈癌如果发现得早，是可以治疗的。而且不像胸部肿瘤需要经过手术活检才能确诊，子宫颈检查无须侵入式手术。早在20世纪20年代，医学研究者巴巴尼古拉（GeorgePapanicolaou）已经发明了细胞学技术，可以在肿瘤形成之前发现宫颈癌前病变细胞。到40年代，他在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完善了可以捕捉和检测宫颈癌前病变的宫颈涂片检查规程。宫颈的癌性肿瘤和癌前病变比较容易去除，而且如果在肿瘤尚未扩散到其他器官时发现它，手术切除有很大的成功机会。50年代，宫颈癌的治疗方法不断增加，其中包括放射疗法的不断改进——这得益于二战期间核反应堆的发明。
作为研究和发展的优先选项之一，癌症被纳入中国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根据王作跃的研究，这个规划是此后十年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太空探索项目的基础，同时是中央政府制定的一个“计划科学”（类似“计划经济”的概念）蓝图，属于冷战时期中国与苏联、美国竞赛的一部分。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癌性肿瘤及其治疗的研究，尤其注重放射学、核医学和传统中医的技术发展。该规划还强调预防医学和初级保健对于促进群众健康、工人生产力和妇女健康的重要性。
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病理学和细胞学及众多附属学科在20世纪50年代快速成长。早在20年代，在世界各国细胞学、病理学和外科学领域的科学发现激励下，中国的医学从业者和科学家们已经开启了癌症研究项目。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机构——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癌症诊所。次年，中国医学协会对住院病人进行了一次肿瘤调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癌症研究方面的龙头地位一直持续到50年代。该校将陆续采集到的大量样本玻片分发给许多研究机构用于培训。同时，全国各地的医学院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实验室，培养了大量病理学家，其中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广州中山大学各人。这些病理学实验室研究和分析各种肿瘤及其样本，以及血吸虫病、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细胞学的发展还为分析悬浮细胞——如通过巴氏涂片技术采集到的细胞——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此前病理学家主要依赖切片活检。倡导医学研究为改善大众健康服务的运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国外以及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这类西式研究机构接受西方生物医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表现自己对新政权的支持。年，周恩来在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指示中提到，医学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医生和科学家们要走出高高在上的实验室，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医学领域的“大跃进”
在年医学和相关科学领域“大跃进”期间，癌症依然是中共